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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第38条前段与后段原本就不可能形成对应关系。

现行人格权法中，名誉权、隐私权等有名的精神性人格权制度能够从各自领域实现对主体纯粹精神利益损害的救济。（四）凶宅侵害 住宅吉祥与安宁是我国普遍存在的民俗文化心理，是与中华民族历史传统相连结的特有价值观念和取向。

就一般人格权（或其他人格利益）比附保护模式而言，其优点在于：第一，符合人格权类型化的一般认知逻辑。[42]同前注[25]，杨立新书，第438页。在日本最高裁判所昭和58年（才）1022号判决中，就原告乘客因不堪忍受长期被迫收听地铁的商业宣传广播而要求被告停止广播并支付慰抚金的诉请，尽管三审法院立足宣传广播之确保地铁安全运行的正当价值给予了否定，但均于裁判说理中认可：人民在日常生活中原即享有不见不想见之物，不听不愿听的声音这一类的自由。[54]该案法院以名誉权纠纷的案由立案，但判决结果显然采纳了被告的真实性抗辩，而没有以名誉权侵权定案。比如在较早出现的前述李跃娟案、宋淑兰案和李某某案中，针对商家误登电话号码致使居民的正常生活受到严重骚扰的行为，法院明确认定居民的安宁权受到侵害，并支持受害方的非财产损害救济诉求。

故而，仅凭借向隐私权或名誉权的比附概括，在既有的隐私权或名誉权框架内解释和植入安宁利益，易导致具体人格权体系混乱和保护规则的混用，不利于人们对法律确定性的期待和对司法权威的维护，亦难达到完整保护自然人安宁权益的目的。相应地，在我国民法典人格权编中设置有关安宁权保护的规定，不失为顺应当下立法趋向的最佳选择。这实际上限制或弱化了对自然人安宁利益的保护。

若将精神健康利益纳入健康权的范围加以保护，一方面将使健康权损害案件因损害的标准过于模糊而丧失可操作性，另一方面将造成健康权损害概念的极度泛化，导致人们动辄以精神健康受损为由进行健康维权，引发滥讼。这些数据仅反映了使用了360手机卫士或腾讯手机管家的智能手机用户所处的通信消费环境状况，对于未使用拦截软件的手机用户而言，其面临的信息骚扰的糟糕处境是可想而知的。1888年，法国学者Beaussire亦主张确认此项人格权利，认为人们最隐逸的私人生活应当用围墙隔离，未获权利人同意，不得将其私人生活公开。[18]参见汪习国诉李光枢因装潢工死于正在装修的新房中请求赔偿财产和精神损失案，江苏省淮安市清河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3）河民一初字第91号。

冯·巴尔教授则将其界定为一种介于死者近亲属丧失生活乐趣、歇斯底里反应和严重情况下甚至是精神病之间的一种突然、剧烈的情绪震动（schocksch?den）。依主流意见，作为名誉权客体的名誉乃是一种客观名誉，系第三人对权利主体存在价值的社会评价。

同时，对于与侵害安宁权相对应的非财产损害救济的特点，部分法院亦有较深入的认识。[58]参见[德]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邵建东译，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810页。当自然人拥有内心的安宁、与别人之间的亲密感情和对亲人的爱戴时，即享有要求别人尊重其内心的安宁、与别人之间的亲密感情和对亲人的爱戴的权利，即内心幸福权。[5]参见王泽鉴：《人格权法：法释义学、比较法、案例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49页以下。

[25]此例中，加害行为即属于加害人故意实施的直接惊吓损害，损害客体其实是受害人在家人平安健康的条件下所应享有的精神安宁利益。[11] 在我国大陆地区司法实务中，住宅安宁侵扰类案件占有全部安宁利益侵害案件约1/3的比例。在此背景下，跳出对自然人安宁利益的既有解释路径和保护框架，以充分保护自然人安宁利益为宗旨，对实践中侵害自然人安宁利益的情形予以类型化梳理，以此为基础论证对安宁利益进行权利化保护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是有显著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的。目前，我国法院在立法依据上对此权利概念的解释路径主要有二：一是一般人格权的解释框架。

（五）惊吓损害 惊吓损害的概念源于英美法中的nervous shock。常XX等非法侵入住宅案，山西省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4）晋市法刑终字第45号。

（二）确立安宁权符合我国民众价值需求和权利保护的现实需要 一个国家人格权法治的发展，需要有较高程度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权利文化意识作为支撑条件。第二，会从根本上造成对于传统私法中健康权概念的冲击。

**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讲师。而如果侵权结果主要表现为财产等物质性利益的减损，则应按相邻关系规则加以处理。法国19世纪自然法学派重要人物之一Boistel在1870年的《自然法基础教程》有关人格权的理论说明中提出：内心幸福权（le bonheur intérieur）是自然人在出生时即享有的与生命权并列的首要权利之一。可见，在涉凶宅类的案件审判中，房屋权利人的安宁利益损害已表现为某种纯经济利益的贬值损失。亦可参见《林玉暖诉张建保等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载最高人民法院应用法学研究所编：《人民法院案例选》（第70辑），人民法院出版社2010年版，第146-155页。[30]在欧洲启蒙思想家的理论体系中，自由和安全是被置于核心地位加以讨论的自然权利。

而被告行为既已被另案处以刑罚，说明其必是构成侵权的，但侵害的是何种权利，本案法院语焉未详。而安宁权受到侵害的后果则表现为私人生活领域内应有的安宁秩序被打破，权利人由此遭受的是一种纯粹的精神损害，此种精神损害并非如隐私侵权那样需要借助个人信息外泄的情事得以表现。

[49]同前注[47]，杨立新书，第592页以下。[40]参见鲁晓明：《论精神损害赔偿中的附从性规则——僭越事实的形成、演进与破解》，载《现代法学》2009年第5期。

针对案件中原告方基于安宁（隐私）侵权诉由提出的非财产损害救济诉求，法院多将其混同在相关的财产权益诉求中而不予回应，即便部分判决明确认可原告方遭受安宁侵权的事实亦是如此。2．安宁权与名誉权 从概念的固有内涵而论，安宁权与名誉权之间的界限甚为明显。

第三，将责任方式限于赔偿损失，无法满足权益受侵害程度不同时的多元救济需求。3．安宁权与个人信息法益 在学理上对个人信息利益的独立价值未予充分认识之前，往往将其列为隐私权的内容加以讨论。[57]笔者认为，严格地讲，不存在所谓的相邻权，仅有借以规范物权关系的相邻关系规则。应该对二者之间的外延界限作出相对明晰地划分，这既符合中国人格权立法的思维进路，也有利于发挥二者在概括相关人格利益上相互配合、相互补充的功能，以达到对相关人格权益的全面保护。

安宁权作为一项具体人格权，也已突破现有制度构架的局限，获得了司法认可。内心幸福主要是指自然人的内心安宁（la tranquillité de lame），他们与别人之间的亲密感情（sentiments intimes）和他们对其亲人的爱戴（affections les plus chères）等等。

如朱玲诉沁阳市金丰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等公司为排除妨碍纠纷案（下称朱玲案）。五、安宁权的入法进路和规范表达 （一）安宁利益既有保护进路的利与弊 综观比较法经验和我国司法实践，在现有法律未正式确认安宁权为具体人格权之前，对于相关情形中主体安宁利益的保护模式大致有二：一是权利比附保护模式，即是通过将安宁利益比附为既存的法定人格权的方式实现保护目的。

受其影响的布莱克斯通（Black Stone）甚至将个人的安全权（personal security）作为第一位的绝对权利，它由人的法定的、不被打扰的享受其生活以及保持其肢体、身体的完整性及健康及名誉的权利所构成。而今全国人大法工委《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各分编（草案）》（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草案征求意见稿）已在一定范围内发布。

同时，部分法院以一般人格权概念涵摄保护安宁权的处理模式，亦无法满足目前强调保护自然人精神安宁利益的实际需要。在德国，一般人格权就一度被热衷地用作抵制不受欢迎的商业广告的法律手段。实际上，惊吓损害中加害行为侵犯的乃是自然人与生俱来的、标示自身精神和心灵中最重要最基本的人格权——安宁权。这均说明了该保护模式的司法认可度。

自然人安宁利益保护及其所依托私人生活受尊重权（隐私权）是欧美人格利益保护理论及立法历程中无法回避的议题，自然人的精神安宁被作为重要的人格要素加以强调。实践中往往将安宁利益与上列民事利益相混同，或借助对这些法定民事利益的扩展解释实现对安宁利益的保护。

然而，主体精神利益的受损情形是多样的，除了附从性损害之外，仍有独立的纯粹精神损害。（五）安宁权概念已在我国相关司法实践中得到一定的认可 在我国，已有法院充分认可了安宁权作为具体人格权的地位，并对该权利的法律依据及相应的非财产损害救济的特点作了合理的司法阐释。

另外，在一些涉及入室盗窃、入室伤害等类别的刑事案件的裁判中，法院亦依据我国《刑法》245条有关非法侵入住宅罪的规定，导出住宅安宁权的概念，判决中一般均有严重侵犯住宅安宁权一类的说理性宣告。（二）非法拍摄、窥视他人的身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