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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法律手段优先于行政手段。
因为，一方面主张不可修改者注重宪法的稳定性，另一方面，主张可以修改者注重宪法的灵活性，即符合社会发展要求。奥德舒克：《立宪原则的比较研究》，程 洁译，载《公共论丛——市场社会与公共秩序》三联书店1996年第2卷，第108页。
当然其中更为重要的应当是合宪性监督程序，它又称违宪审查程序或宪法解释程序。[34] [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13页。许多社会问题包括政治问题通过程序解决会带来全新的意想不到的效果。正是由于这个道理，现代西方立宪主义的核心是正当过程条款。[15] 这个提法源自于斯大林。
[31] 我们知道司法审查在国外也颇受指责，我们并不认为违宪审查权惟有交给法院行使才是最理想的。新总统杰佛逊命令其国务卿麦迪逊不许向马伯里等17位颁发委任状。宪法文本在人民主权原则的指导下，以公民基本权利的形式确认了与公共参与相关的宪法权利，为更为细致严谨的专门性公共参与制度规则的设计提供了最高法律依据。
另一方面，通过正当法律程序克服和降低公共参与的无效率和非理性，从而保障公共参与的积极效果。公共参与最重要的表现形式就是选举和监督，而且都要遵循法定的程序和方法。由此，不仅可以使政策在制定过程中能够获得广泛的社会基础，也能够使政策的执行过程因获得了必要的民意支持和协助而变得更为顺利。公共参与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在形形色色的个体之间形成公共发展目标的过程。
当权利相互性现象发生时，宪法权利会优先于法律权利而获得救济。以目前的地方立法实践模式为例，一项地方性法规成形的程序大体上是这样的。
所以要考虑更为妥当的启蒙方式，公共参与应该成为正确的选项。因此，在宪法学视野中公共参与的制度化和规范化具有多重意涵，一方面，公共参与和参与权只有通过制度安排才能具有实证的法律效力，并将其中蕴含着的民主价值予以认可。公共参与是具有公民美德的全体公民，以公共利益为目标，对于公共领域中的各种事务进行的理性参与。公共参与作为一种民主的社会治理方式，与现代风险社会的概念相关联，政治学和公共行政管理对其关注度较高，理论研究也更为深入。
［6］(P．12)公共参与的宪法品质就是在具体的政治过程中显现出来的。事实证明，那些没有经过充分公共参与程序的公共事务和决策，在执行过程中更容易遭受社会公众的抵触。作为一种精神力量，人民主权学说激励着资产阶级通过革命手段成功地掌控国家政权，并通过成文宪法将其设定为首要基本原则。对于公民而言，参与权是个人拥有的较为重要的权利［7］(P．283)，也是具有自我表现价值的权利［8］(P．4)，与公民的宪法地位和主体性紧密相关。
依据宪法学理论，参与权在权利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因此，参与权的配置和实现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
也有长官意志导致的决策失误，给国家财政造成了损失。但从总体上考察，公共参与的范围和深度都有一定的局限性，与实现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长远目标的要求相去甚远，需要观念上的进步和更有实效的行动力。
公共参与的方式，是被动参与，还是主动参与。这些从反面印证了经由公共参与而获得的透明度、对公共决策的民主监督是非常必要的。哈贝马斯的协商民主、罗尔斯的无知之幕，实质上都在探讨一种关于民意的有效的政治解决方式，而且这种探讨一直没有穷尽。第27条第2款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经常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联系，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接受人民的监督，努力为人民服务。总之，依托于公共管理理论下的公共参与，是社会管理的创新和现代社会的民主治理方式，同时也被认为是到目前为止，能够化解和减少经济、政治、生态和技术等领域现代化进程中所产生的，越来越多的各种非自然风险的有效方法。尤其对于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在传统与现代之间，要同时面对诸多重叠交叉的社会现实问题、经济持续发展问题、各类资源的有效配置问题，还要克服来自公权力机关的改革惰性。
由于现实生活的复杂性和多元性，不存在全体人民能够同意或者用合理论证的力量使其同意的独一无二地决定的共同福利，也不可能有任何绝对共识的存在。［7］［英］戴维·米勒、韦农·波格丹诺:《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2年版。
现代社会的政治风险表现为人类可能会出现的两种不由自主的错误的可能———专制或者放纵的倾向。［5］祝光耀、沈国舫:《2007年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年度政策报告》，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
也为高度流动的、追逐自我利益的个体，如何能够成长为追求传统美德的社会成员，提供了一个必要的空间。(2)在公共事务和公共政策领域对政府施加有效影响。
每一个参与的个体都有平等的表达自由和机会，而且这种表达是理性的，尽量排除直觉和情绪冲动的驱动。从理性经济人的角度看，任何人都希望自己的利益成为公共政策和法律关注和保护的重点。在公共参与制度铺设初期，从培养观念着手，以社区或局部的公共事务作为基础性演练，逐渐养成沟通、交流、寻求理解和达成共识的理性，再扩展到更为广泛的公共事务领域。三、公共参与是获取民意的宪法程序 在肯定公共参与的宪法价值的同时，也应该看到，始终存在着对它怀有的一些忧虑。
第35条的六大政治自由，第41条第1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只有经过长期的公共参与活动，个体对公共生活中应遵循的具体方式和规则从年幼时就开始熟悉，并逐渐强化而将其视为是一种必然的选择，最终使公共参与演化为日常生活的固定组成部分，成为个体内在的习惯。
因此，公共参与也是促进个人利益实现的机制，在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形成良性关系，倡导和促进公共利益是实现个人利益的基础，只有在公共利益实现的目标前提下，才能够更好地实现个人利益。各国国情、社会心理基础和民众素质都有所不同的背景下，参与方式也各有千秋。
首先确定一个牵头机构，将法规的不同部分交由政府的各个不同职能部门负责起草，然后由牵头部门进行汇总，再请与该领域相关的专家或学者提出专业性修改意见，最后交由地方人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不可否认，关注公共政策是公民的政治本能。
在中国进入民主法治发展新阶段的背景下，使公共参与沿着从宪法原则－制度安排－公民行动力的轨迹演进，成为促进法治进步和社会持续发展的驱动力量。在政治过程中展现出来的公共参与具体实践，已经逐渐摆脱早期的幼稚形态，而趋向于成熟和理性。公共参与的制度化有助于获取民意的真实性和可靠性，促成社会成员之间的充分交流。具体条款的设计往往是不同职能部门从管理者的角度出发。
到目前为止，随着民主法治的进一步发展，这一宪法原则被几乎被当代国家所吸纳，不论国家性质和政权组织形式有何不同，成文宪法国家在确认人民主权原则作为本国宪法的首要基本原则这一点上是基本相同的。公共参与是为了分配社会的政权、财富、文化等方面的资源和权力而进行的集体性活动。
在体制内形成对话、交流和协商机制，能够保持社会的稳定与可持续发展。参与权对应于国家政治制度的发展和完善，只有在国家制度有效运行的前提下，参与权才能获得真正的表现机会和实现途径。
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公共参与的实践主要集中在微观领域，如社区治理或政策制定等，在法律意义上被认为是一种公民权利的运用，是一种权利的再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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